序文

武進胡克敏先生，擅長丹青，風格獨立，深研畫理，並取中西，為一代藝林大家。自少獻身於藝術創作及美術教育，五十年來從未稍解。期間歷任各大專美術科系教授、國立歷史博物館研究委員、中華民國畫學會駐會常務理事、中華學術院研士、多種藝術研究所研究委員及歷屆全國美展評審委員等職。民國五十六年曾獲教育部頒贈藝術教育貢獻獎及中華民國畫學會國畫金爵獎，以酬庸其對美術教育與文化藝術多方面之貢獻。

繪畫在我國，因其技法之異，而有國畫與西畫之別。國畫重「氣韻」而求諸筆墨骨法，西畫長「法理」而專於質量動態；一重內養，一求外性，而克敏先生能互為表裡，兼常中外，融貫古今，交相輝映。其才氣橫溢，其風格高雅，殆非時人所能及。

克敏先生所作，範圍極廣，凡山水、花卉、果蔬、飛鳥、走獸、人物、神像，無不得心應手，亦無不神形兼具。觀其民國六十二年以前所繪水墨百花圖，善運濃淡之墨，象其向背明暗，墨韻筆趣交相映發，構圖變化，尤呈巧思。評者謂水墨寫生之能事已盡，雖上衡古人，亦無多讓。

克敏先生常多新作，舉辦個展及參與各項特展，聯展不下五十餘次，並應邀為各學術機構作各類畫學專題演講，當眾示範揮毫，均習以為常。宏揚我中華文化，孜孜不倦，均全力以赴，久為畫壇所推崇。先生於畫藝之外，又精研畫理、畫論，博覽群籍，於中西畫史多所涉及，故能窮理盡性。教授之餘，潛心著述，嘗著有「國畫概論」及「國畫六法」，闡述精微，加惠後學，時人美之！

尤可貴者，先生對敦煌壁畫之深刻研究，曾參加敦煌藝術特展多次。國立歷史博物館於民國四十四年冬創見之初，闢設「敦煌石室」，特要先生親摹敦煌壁畫，歷年十四個月，繪成一零七幅，而其神韻不下六朝、唐、宋之原跡。史家勞 榦先生譽為我國現代藝術史上之大事。

克敏先生齊名漾碧軒，民國四十八年，美國紐約新學院主持人，見漾碧軒所摹敦煌唐畫「維摩示疾圖」而深喜，乃以重金收藏其手摹壁畫十幀，永久珍藏；其他花卉，山水作品，為國內外博物館、美術館收藏者，不計其數。

漾碧軒作品編印畫冊、畫集者，已有「胡克敏畫集」、「胡克敏水墨百花圖集」，皆為學畫者珍貴之範本。今秋適值克敏先生從事繪畫五十年，國立歷史博物館特邀其出近作三百幅，舉辦特展。更選代表性作品百幅，編印專集，以資紀念，并廣流傳，對中華傳統文化之推行，當更有所裨益！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九月

國立歷史博物館館長何浩天謹識於台北南海學園

歷代華人之所以人蔚然成家者，除了初學基礎的踏實，尤須廣益多師，吸取眾長，以成其大。一些僻處一隅或侷守一家成法者，雖終日閉戶求進，往往是老學無成，而且是拘囿于墟，不能擴展其慧力，延拓其創意。

以花鳥畫擧例言：五代時西蜀黃筌是沿循傳統技法，所為的勾勒填彩固然為帝王及貴族們所深喜，但是南唐的徐熙卻超越了傳統的技法，創為墨華點染，雅淡成趣，成為一時民間所醒目作風。再如徐熙而後又有：釋惠崇間兼取徐黃兩家，妙在加以折衷調和，創為一種新格。其後歷代畫家們凡是能享盛譽者，無不從多重技法的吸收，衍化為自家的風貌，即使是少許的增減變異，自亦令人觀感一新，即以清末的吳昌碩而言，他在書法上，篆刻上早已奠定了深厚不拔的基石，而他對於繪畫則遠詩青藤、八大以及揚州畫派，近取吳讓之、趙之謙、張熊、任頤、蒲華諸人之長，不斷揣摩、研究，試運金石趣味於筆意，強化了逐漸柔媚的清末畫風，為開國後的中華繪畫呈現了泱泱大國之風，因此在民初的畫壇上成為眾所心許的盟主。

民國以來，金石派畫家蔚起，其能自成一格，如缶廬吳昌碩這樣的大師實不多見，因為他所影響的名家如王一亭、王個簃名滿東南半壁；陳思曾、齊白石享譽華北、東北；同時南京、武漢、甚至蜀中，都受到他那大筆縱橫披刷的影響。缶老而後，雖然也有些名家繼出，但非融金石詩書畫於一爐。因為缶翁不只「汲古潤今」，也吸收了他同時代畫人的特長，蘊合了自家的學養人格，發為奇古樸潤的畫風，這是別人難以企及的。

民國元年二月，蔡元培以教育總長提出的教育方針，取西洋美術納入課程，後來又提出中西繪畫各取所長，融為民族風格。一些接受學校教育的畫人，從而加以提倡，於是引發了近者留日，遠者流法的趨勢。留東的畫人，以日本畫的歐化形式介紹於國內；而留歐的畫人却直接介紹了歐西的技法，以謀改良國畫。在民國十六年左右，一股「引西潤中」的熱潮，從上海泛濫到廣州、北平、武漢，與金石派的「汲古潤今」勢均力敵，而在觀念上却更加進步。其時精金石派的內涵及其透視形式仍在繼承與發展中，但是「引西潤中」所衍化的新風格，却更形積極而普遍。

武進胡克敏先生，生於清末，長於民初。在金石派佔有半壁天下的時際，也就是「引西潤中」這一派畫家大聲疾呼「國畫改革」的當口，他進入了上海美術專門學校。上海是金石派的大本營，而上海美專又是革新的樞紐，最妙的是上海美專所設的國畫系，卻係吳缶翁的門人和私塾弟子主持，似乎有些矛盾而新奇。他在這兒研習了三年，從素描、水彩、油畫等西洋技法入手，從事淘鍊。在國畫方面又由書法、水墨以及勾勒入手，練習山水、人物和花卉。畢業後又在上海美專研究所研摩了兩年，這時他在中西畫之間，可以說是左右逢源，而在青年的心態上，又是左右為難，取捨不易。在這一時期，可算是面臨進退維艱，創作無從的局面。

胡氏原是武進望族，乃祖、乃父都有功名，純粹是書香門第。自幼與當地的另一望族–惲南田的裔孫，同窗至好。得此機緣，瀏覽到惲家歷代流傳的珍品，即以惲南田而論，他就見過真蹟百幅以上。於是在惲氏的書齋中終日和同好者欣賞臨摹，這一點似乎不為他的父兄所喜，然而卻奠定了他愛畫、習畫的信心，因為他在惲氏子弟的心目中是一位下筆極為形似的窗友。對于這點，他不免沾沾自喜，所以當升學到蘇州工業專門學校時，由於圖畫一科的傑出，受到當時業師陳迦庵先生賞識，專攻山水與四君子、蔬果之屬。不久在學校中，他的美術作品已受到全校同學以及師輩讚譽與重視。迦庵先生在國畫的山水源流上，屬於當時「吳派」的中堅，對於以惲氏為主的常洲畫派，雖不排斥，而却積極誘導胡氏進入吳派新銳。不幸的是：為了專鍾繪畫，疏淡了工業課程，便進入了上海美術專門學校。

民國元年開創的上海美專，是以中西繪畫同時並授的，他固然響應蔡元培氏的「東西並擷其精萃」的主張，而實際的做法卻是「引西潤中」，校長劉海粟認為學國畫必須先用西畫的技法打下踏實的基礎，先在形像上精於捕捉與表現，而後運用這種表現的能力移用於國畫的寫生（即使是臨摹也得有素描寫實的基礎）。胡氏在蔡、劉的主張和原則之下做到了國畫與西畫兼攻，也加強了對西畫的興趣。當他畢業後，也正是國內「引西潤中」觀念興發之際，故而在研究部又專修國畫，對於吳派與常州畫派之間先求融和，又將浙派、金石派間做了考衡。他是企圖將這些畫派的優點兼羅並取，以便於去適應如何「引西」而「潤中」。在短短的兩年內，他想完成這項研究，也許過於匆促，不過在上海一地，却能瞻顧到全國和國際極知名畫家的新風，較之其他都市的見聞為廣。所在結業後，便回到故鄉在一所中學教授美術。以他的個性而言，他是一個豪放不羈之士，很難以教學終其生，經由父兄研議之下安排在陽湖派大師錢名山先生之門攻經子詩詞，這樣鍛煉了三年。其時民間抗日意志激昂，他乃自動從軍報國，投效空軍。從此，開始奉派繪製飛機模型、空戰寫真，發揮了西畫技法之所長，直到抗戰結束，一共完成了二千餘幅作品。而他也由美術、出版工作的優越表現，晉升為空軍政治部的處長，來台後，他申請退休與上海美專昔日同學研究繪事，先後兼任政工幹校、藝專、文化學院的教授。當歷史博物館創建之初，應聘專任敦煌壁畫室的臨摹工作。從北朝、隋、唐，直至宋、西夏、元代，每朝選臨五六幅相互安排在整個室中，大小則就其方位排列。而對全部色彩則從黑白的照片中，自加揣度、研擬而後確定。這種以黑白照片的明暗層次，來觀察、假設色彩的塗敷，若不是經過嚴格而踏實的色彩訓練，是不容易辦到的！當他完成了三百多幅壁畫的摹繪後，在敦煌任研究工作的幾位學者如勞幹、石璋如、蘇瑩輝、羅寄梅等人無不加以讚歎。在這份工作而後他與當時畫學同仁籌組「中國畫學會」，除了宏揚畫學於海內外，又創設美術研究班迄今，造就了不少的繪畫人才。今天無論從事美術教育或創作的畫家，幾乎沒有不受該會若干年來運作的直接或間接影響。而克敏自始便發揮其潛力，與當時幾位發起的大家們把臂前進，相互切磋，帶動了擧世的中國美術開展–而他也反芻其已往在繪事的成就，更上層樓！

他對畫學的致力，過去是多方面的，後來由博返約。期集技法之眾長以為一己之長，集心目中的眾美以為一己之美。日就月將，勤奮無間，不尚空言，逐年逐步達成其理想標的。今年他已行年八十，壽登大耋。他的作品在汲古潤今，引西潤中的並轡發展中，涵合為一種合理法、彰筆墨、有韻致的作品。構圖合乎透視，筆墨蒼老渾成，而又筆不碍墨，墨不碍筆，水墨相彰，筆趣含蓄。最難得的是他善用色彩，艷而不俗，淡而有韵，使整個畫面置陳張斂得宜，而力的肆張，却得色墨的點染以徵潤厚。他的書法數十年來勤練一如繪事，他對篆刻，由中學開始，後得缶老的流派傳承，至今不斷為自己的作品補鐫佳印。這兩樣對他說來都屬餘事（他堅認自己是一位有創作力的畫家），然而，他的書與印，絕不在任何書印名家之下。我們若從其餘事中，研探他畫的布白，可知其三者已屬一體，此或為一般畫家所難為！金石延年，書畫曼壽，從這位八十高齡老友的畫幅中，顯然已見其生之活力在向無限中延展！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歲次丁卯中秋後二日

姚夢谷述於病榻，阮天遊筆記